我有一个叔叔，如今的记忆里，他的轮廓很模糊，依稀地记得他爱发脾气，经常摔得可怜的家什支离破碎。那时年幼，不明白家庭的硝烟从何而起，父母说：“叔叔是个精神病。”不记得是哪一年，叔叔、奶奶又返迁回了库区，叔叔从此就从我稚嫩的视野里消失了。
八六年秋天，我八岁，库区来人告诉父亲：“叔叔死了。”
父亲带上我和姐姐踏上了库区的老家，老家的房子是两间土坯茅草房，没有窗户，灶膛里塞满柴草，常年的炊煮烟熏，泥巴涂抹的墙面上，黑暗中泛出点点油光。叔叔侧躺在破旧的木床上，裸露着脊背。跟在父亲身后，父亲把叔叔身体放平，我看到叔叔的脸很安静，眼睛紧闭着，不再是印记中暴戾的面孔。我用手触及他的皮肤，硬而冰凉。叔叔三十四岁了，没有成家，没有征兆，默默地消亡在秋天，一个无人留意的黑夜。晚上，我和父亲一起为他守夜，拉了一床棉被，躺在叔叔床边铺满柴草的地上，那时没有一点儿害怕，赤贫的家境，悲催的世事，让那葬礼沉默的无语，攒忙来的乡邻，匆匆地忙活手头的事物，见过父亲，叹慰的声音丝丝的浮飘进我的心里。叔叔的棺材很薄，漆的黑漆，他躺在里面，只穿了件黑色的棉衣棉裤，生前他喜欢做木工活，父亲把他用过的锯子、刨子、斧头放在了他身边，算是一点儿陪葬！钉棺出殡，一直到下葬封土，十几人的行列里透出路人不时发出的唏嘘与感慨，我们的家人没有哭泣，一直一直，沉沉的、昏昏的把一个失去生命的躯体安放在一片刚萌出新芽的麦田里，爷爷的坟在陆浑水库边，叔叔葬在他脚后，水浪击来，可以舔到那新片土，带去一片褐黄，弥散在涟漪中。
奶奶和我们一道返家，姑姑出嫁了，叔叔没有了，她也不再留恋这生活了几十年的乡土了。那天早晨，姑父用渔船走水路送我们到陆浑大坝，第一次坐船，心里满怀期待和欣喜，可是刚到湖边，奶奶一定要把院中手臂粗的木槿树挖出带回去。“这么远，怎么拿？”姑父和父亲都说。可是奶奶很执拗，不把树挖走带去，她就不和我们回家了。等父亲姑父把树抬到船上，奶奶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。船慢慢地划行在玉米秆丛中，因为蓄水，淹到了不少玉米田，枯黄的叶簇划着船舷，嘶嘶作响，我无意地问道：“奶奶，大老远的带棵树干嘛？”
奶奶说：“你叔栽的，有十年了吧！院里的树不是被他砍了，就是被他锯了，不死的也遍体鳞伤，唯独它，谁也不让碰一下，是隔壁的凌子给他的树苗，那年凌子嫁到后山，我们迁走了，你叔就变了，脾气古怪得成了妖魔，我知道他心里憋屈什么，可是自己说不出口，你叔走了，把它种到你们家里好不好？”我迷茫地点点头。
木槿树栽到我家的井台边，每到夏天，紫白色的花，一茬一茬地铺满院落，奶奶不让我们扫除，自己一朵一朵的捡起来，堆在石台上，想把它晾干，只是每次那花总是霉烂，怎么也留不住，唯独那树茁健地疯长，奶奶去世那一年，它足有碗口粗了。
今年，家宅翻建了新房，木槿树为此也被伐去，因它而勾起回忆的，是一份弥留的，霉烂的感伤！无人再去追问，木槿树的由来，它也成了朽朽的尘埃，亡落在岁月的遗失中，生命的嘈杂中。